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发言
钟敬文先生虽然不是我的本师,却是我所崇敬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他的骨子里有一种诗人的气质和想象。他曾对我说:“我死后,在我的墓碑上,就刻上‘诗人钟敬文’!”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几株黄落及霜天,触履沙沙一恍然。舍得将身作泥土,春风酬尔绿荫圆。”他的“舍得将身作泥土”的献身精神,始终鼓舞和激励着我。受他的道德文章所感,在他健在时和逝世后,我先后写过好几篇散文和纪事,表达我对他的崇敬、倾慕、评价和思念。计有:《莫道桑榆晚》(《深圳特区报》1992年6月22日),《钟敬文的杭州情结》(杭州《文化交流》1998年第3期)、《西湖寻梦》(《钱江晚报》1998年6月13日),《步履蹒跚到百年》(《热风》2001年12月号),《仄径与辉煌——为钟敬文百年而作》(纽约《中外论坛》中文版第1、2期),《送钟先生远行》(《文艺报》2002年1月26日)、《与大山同寿》(天津《今晚报·今晚副刊》2002年2月1日)。今年3月20日迎来了钟先生诞辰110周年,请允许我借今天这个纪念座谈会的机会,再次表达我对他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北大读书时,我学的专业是俄罗斯—苏联文学,但我的毕业论文做的却是民间文学,所以当学生时就读过钟敬文先生的不少著作和文章,如他早期的散文,如50年代之初写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国歌谣中所表现的醒觉意识》等民间文学著述,以及他所编的《民间文艺新论集》等,应该说对他的生平创作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头一次见到他的时间和场合,却是1957年11月9—19日批判他的会上,那是我刚分配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两个月后。三年困难过去之后,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家元气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作知识分子报告,显示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1963年,我和另一位同事在李星华同志的率领下,去李大钊的故乡乐亭县大黑坨以及附近岛上采风,回京后邀请乐亭皮影剧团来京演出。我们请钟敬文先生到人民剧场来观摩,他在看演出后写了一篇《看了乐亭皮影戏以后》,发表在《民间文学》上,这是他被错划右派后第一次参加社会活动。其实,我真正认识钟先生并与他有私人之间的过往和交谊,却是在“文革”结束之后。那时,我在《文艺报》编辑部工作,恢复文联各协会领导小组的组长林默涵、副组长张光年和冯牧等,都是我的领导,举凡讨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恢复方案的会议,总是叫我去参加。钟先生是恢复民研会筹备组成员之一。还因为,我的老伴马昌仪在文学研究所各民族民间文学组供职,钟敬文的生平和学问,是她当时选定的一个研究题目,曾写成一篇长文《求索篇——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道路》,因此与钟敬文和陈秋帆先生过从甚密,我也就很自然地与钟先生多了一些接触和讨教的机会。后来,我在他荣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时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前后长达7年之久,钟先生对我有很多帮助和教诲。在我去职之后的岁月里,我和钟先生之间的莫逆之交,一直持续到他的离世。我与钟先生交往中的许多往事,特别是他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如今还历历如在目前。
1983年3月20日,是钟敬文先生80岁生日。在此之前,我作为《文艺报》的编辑,去他的住处北师大小红楼向他约稿,他把刚刚写好的《民间文学谈薮》的序言给了我。我编好后,另拟了一个题目《民间文艺学生涯60年》,发在《文艺报》上。同时,我给胡乔木和周扬两位文艺界领导人分别写了内容相同的信,告诉他们今年是党外左派人士钟敬文先生80寿辰,建议他们给钟先生写封信表示祝贺。周扬很快给他写了“成绩卓著,众所共仰”八个字的信。此前,兼任着民研会主席的周扬,正对民研会内部的混乱情况烦恼不已,曾于1982年12月14日在他家里召集中国文联党组的副书记赵寻和延泽民,民研会的副主席钟敬文、马学良,以及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王平凡等人,开民研会主席团特别扩大会议,研究解决民研会领导人的方案。正是在这次特别会议上,任命了以延泽民同志为组长的民研会临时领导小组,我也被提名为成员之一。到1983年秋,周扬和文联党组决定把我调去民研会主持工作,正在与我当时所在的中国作家协会商调之中。根据延泽民的意见,我到西山一处参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会议和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并向他建议顺便为钟敬文先生举办祝寿活动。延泽民同意了我的意见。然后由我代为邀请了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兼民研会主席周扬,中国文联党组负责人林默涵、赵寻,对外友协领导人、钟敬文的好友林林,以及新华社文教记者郭玲春。周扬问我:“称钟敬文‘先生’好,还是称‘同志’好?”我说,我去问问他吧。钟先生爽快地对我说:“称同志!”于是,会务组立即行动,把横幅上的“先生”二字,改成了“同志”。会后周扬把我叫到他的车上,问我为什么不肯到民研会去工作。就是这次为钟先生祝寿的活动,决定了我后来的命运。钟先生很同情我、关注我,私下里对我说:“那可是个火坑啊,你也往里跳!”驯服惯了的我,没有听从钟先生的忠言劝告,而是服从了周扬同志的决定,后来的事实,证明钟先生“火坑”之说有先见之明,不幸而言中。
这一年,大力倡导思想解放运动的周扬同志,因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而遭到猛烈批判和攻击后,于11月6日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作为民研会主席的他,在秘书搀扶下,于12月8日带病来到崇文门向阳招待所(现崇文门饭店)民研会二届二次理事会的会场讲话,当众与钟先生有一段对话:
周扬:我不知道我们攻读民间文学博士学位的有多少人。
钟敬文:我们现在还没有招,教育部授权我培养博士研究生,但我考虑到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没有招。
周扬:我认为应该招收民间文学博士研究生。这倒不是为了名誉。按照民间文学的财富,是应该也可以产生博士的。关键是我们的重视和培养。博士学位可以反映学科的水平,研究的成果,也反映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
钟敬文:外国人研究我们的东西,得到博士学位的很多。
周扬和钟敬文的这段对话,成为促进我国开始培养民间文学博士研究生的先声。
民研会要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换届。周扬同志病了,他提出不再担任民研会主席了。谁来当这个主席,一时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我被中宣部干部局老局长召去商量人选,并告诉我,有人把干部部门拟定的钟先生的名字勾到了后面去,使林默涵同志很是生气。我想,既然组织上给了我这个权利,我就毅然地把钟先生的名字改回到了第一位人选。我的意见,最终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和认可。也因为此举,我给自己种下了连绵不断的祸根。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极不顺利,虽然代表们一致选举钟敬文先生为第四届主席。在钟先生领导下,与他共事的年月里,我们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个重大的民间文学工程。为了避免无谓的纷争和掣肘,顺利推动工作的进行,我提名由周巍峙部长和钟敬文先生担任常务副总主编。在长达25年的调查和编纂过程中,钟先生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1992年,处在困境中的我,下决心研究中国的原始艺术。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时,得到了钟敬文和林默涵两位领导兼专家的推荐。没有他们两位权威人士的推荐,依我当时的处境,怕是很难获得通过评审的。在中央党校科研部的主管下,经过六年的艰苦研究,在课题结项、《中国原始艺术》书稿出版之后,钟先生不仅慨然出席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88年9月22日联合召开的出版座谈会,而且还以《我的原始艺术情结》为题作了长篇发言,他当着几十位文学理论家、民间文学家的面说:“作者花费六年的时间写出这样一本书,成就是很大的,不是急就章。在这个过程中间,要一面搜集材料,一面进行思考和摸索。当然不能说,其中每一个章节都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了。即使最伟大的著作,也只能是在个别章节上有所贡献。《中国原始艺术》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无疑是初战告捷,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原始艺术研究迈出了第一步。总之一句话,这是一部严肃的科学著作。”[1]钟先生对我的研究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给我莫大鼓舞和安慰。
有一次,钟先生在闲聊中对我说,1925年顾颉刚、孙伏园、容庚、容肇祖、庄严等五位北大学者上妙峰山进香,他没有赶上,成为他终生的遗憾。我把他的话记在心里。1995年5月,那时我是中国旅游文化学会的副会长兼旅游民俗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便以这个名义,在门头沟乡乡长李春仁的帮助下,在北京西郊召开了“首届中国民俗论坛”,并参与主办了恢复初期的妙峰山庙会,借这个机会陪同钟敬文先生登上妙峰山,实现了他的平生夙愿。上那一届妙峰山庙会的文化界人士,还有时任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原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中国旅游文化学会会长、中国日报原社长江牧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于是之,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等。也就是在那次“民俗论坛”上,钟敬文先生在回答程蔷先生的提问时,系统发表了关于“历史民俗学”和“记录民俗学”的观点。
认识钟先生以来,我多次去过他的小红楼家里,或请示商量工作,或看望交谈。有一年暑期,是陪同执教于日本福冈西南大学国际学部的台湾神话学家王孝廉先生去的,钟敬文和陈秋帆先生破例在家里请我们用餐。大家挤在他的小屋里,热得满头大汗。王孝廉对先生的朴素生活感慨不已,回来的路上同我们商量,要给他买一台空调。1998年1月21日,85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偕同马学良先生到我家里来,并留影纪念,与我们夫妇交谈良久,是我终生难忘的。
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并论证了建设“民间文艺学”的命题,20世纪80年代又提出和论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命题。他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建设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继续前进的基础。
[1]钟敬文《我的原始艺术情结》,中国文联编《文艺界通讯》1998年第10期。
(作者:刘锡诚, 本文系2013年6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